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強化產業鏈布局發揮整體效應
魏際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証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加速，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循環暢通造成一定影響，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是強化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著眼於搶佔未來產業發展先機，培育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17%。2023年8月，工信部等4部門印發《新產業標准化領航工程實施方案（2023—2035年）》，推動持續完善新興產業標准體系建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標准研究。今年1月，工信部等7部門印發《關於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到2025年，初步形成符合我國實際的未來產業發展模式﹔到2027年，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成為世界未來產業重要策源地。
據國家信息中心數據，全國有超過20個省市圍繞前沿領域推進未來產業。以國內商業航天領域為例，近年來年均增長率保持在20%以上，預計今年商業航天市場規模達2.34萬億元。也要看到，我國產業創新能力依然不強，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產業空間布局有待優化。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創新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一是加快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充分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尊重科學規律、經濟規律、市場規律，營造良好創新生態。健全支持基礎研究的體制保障，引導多元主體和多方資源向基礎研究領域聚集，不斷激發創新活力。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構建具有活力的企業創新生態。分類進行管理體制機制創新，有效配置科技創新資源。充分發揮政府、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的作用，調動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推進研究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
二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依托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改造，加快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培育一批先導性、支柱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實現新突破，提升產業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水平。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實體經濟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激發實體經濟新動能。
三是推動數智化轉型，促進產業鏈供應鏈高效協同。構建統一的數據平台，通過標准化、數字化的信息收集與處理流程，確保數據准確性和時效性，為數據驅動的智能決策提供支持。強化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之間的信息互通和資源共享，利用雲平台和大數據等技術，打造開放、協同的生態系統，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內部高效配合，靈活應對市場變化。集成應用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智化技術，構建智慧型產業鏈供應鏈，提升協同效率。
四是因地制宜布局產業鏈，形成有利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整體效應。打破區域分割，著力推動形成以世界級、國家級和省級產業集群在各地合理分布、錯位發展為重要特征的產業布局，並耦合為充分發揮各地優勢的產業鏈供應鏈，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全方位產業支持。
五是深化體制機制變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改革，建立高標准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作者系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
叢曉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一重要論斷闡明了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聯系。
綠色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單純依賴要素驅動、規模擴張的外延式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為此，必須推進以綠色發展為底色的高質量發展，培育具備綠色動力的新質生產力。
綠色是新質生產力的固有屬性。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化轉型，依托綠色引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能，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相統一。
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其既遵循生產力發展規律，又順應自然規律，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等科學論斷一脈相承。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富有綠色內涵的新質生產力已在實踐中對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和支撐作用。
一是能源清潔轉型步伐加快。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15.85億千瓦，約佔我國總裝機的52.9%，同時，化石能源消費佔比不斷下降。我國是全球能耗強度下降最快的國家之一，2012年至2023年，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超6%的經濟增長，單位GDP能耗下降26.8%，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
二是產業生態化轉型持續推進。各行業、各地區綠色制造水平不斷提升，重點行業二氧化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持續下降。在綠色制造方面，我國已累計培育國家級綠色工廠5095家、綠色工業園區371家、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605家、綠色制造專業化服務機構500多家。
三是生態產業化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建立多元主體廣泛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持續探索“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通道。陸續涌現出浙江安吉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山東東營鹽鹼地生態修復及生態產品開發等典型案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四是清潔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實力顯著提升。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和最具競爭力的清潔能源產業鏈，光伏組件產量連續16年位居世界首位，多晶硅、硅片、電池片、組件等產量產能全球佔比均超80%﹔風電機組制造產能約佔全球六成，全球前10名風電整機企業中有6家來自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9年位居全球第一。
當前，綠色浪潮席卷全球，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成為各國競相角逐的焦點。未來，需以綠色為支撐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第一，大力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圍繞“雙碳”目標和生態環境問題，加快構建綠色低碳技術創新體系，重點布局大規模儲能、分布式能源系統集成、新一代光伏、新型電力網絡、新污染物治理、高效節能降耗等技術研發。
第二，持續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產業發展。推廣應用先進綠色技術，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產業體系。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加大對綠色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升級支持力度，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提升產業綠色效益和競爭力。培育壯大綠色新興產業，鞏固提升鋰電池、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競爭優勢，持續推進技術和產品迭代升級，打造世界級綠色先進制造業集群。前瞻布局綠色低碳領域未來產業，大力推動成果轉化和商業化開發，開辟支撐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新領域。
第三，充分發揮綠色技術和產業優勢。將綠色生產力發展與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緊密結合，為推動全球綠色低碳轉型提供中國產品、中國技術和中國方案。加快構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共贏新模式，有序推進風電、智慧能源、儲能等領域產業鏈合作。
第四，強化綠色發展體制機制保障。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體制改革。建立支持發展方式全面綠色轉型的高標准市場體系，創新生態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綠色低碳領域的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加快人才培養體系和模式改革，發揮綠色金融的牽引作用，全方位賦能綠色生產力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暢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
王成仁
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強國建設需著力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需以夯實教育基礎、增強科技實力、加強人才支撐為核心要務，統籌資源、形成合力，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夯實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物質技術基礎。
教育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和土壤，科技是集中體現人才價值，將教育成果傳導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各方面、各環節的關鍵，人才是促進科技不斷進步的動力，育才是教育事業的目標。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要把握人才這條主線，充分發揮教育的基礎性、支撐性作用，在科技創新引領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將教育成果和人才價值融入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中，再以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反向牽引教育和人才工作。
一是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緊密結合國家需求培養多梯隊人才。加快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系，重視啟蒙教育啟迪少年科技夢想，依托義務教育培養人才科技志向，依靠高等教育夯實科技人才底座。協同推進大眾教育、職業教育、精英教育，適應不同行業、不同技術、不同領域人才需求，培養高質量工程技術人才和高精尖科技人才。瞄准重大科學領域，建設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學，培養有國際水准的高層次人才，提高基礎科研水平，增強源頭創新能力。
二是發揮科技引領作用，提升教育對基礎研究支撐力度，培育國家急需的科研人才。深入挖掘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基礎理論需求，引導高校院所加強基礎攻關，建立從理論到實踐的人才培養體系。增強教育與科技之間的黏性，以高質量科研成果為基礎，以高校師生創業活動為源頭，以小而精企業為主體，建設一批高水平的大學科技園。搭建高校院所技術轉移轉化平台，優化師生、院校、企業間利益分配機制，集聚風險資本、技術和中介服務等資源，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在實踐中培育和壯大科技人才隊伍。
三是創造適宜人才成長的良好生態，夯實教育之基、科技之本。著力扭轉教育評價中的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流動的工作機制，創造高校師生自由開放、專心研究的良好環境。充分肯定研究人員在創新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強化體現智力勞動價值的分配導向，讓科技人員在創新活動中得到合理回報，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
四是聚焦產業和市場需求，發揮教育科技人才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以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為基礎研發和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提供支撐，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良性互動。深入挖掘產業和市場需求，引導上游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發，促進人才要素高效流動，切實做到供需對接、產學研用一體推進。強化企業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重要基礎研究的咨詢作用，支持企業既做“出題人”、又深度參與“答題”過程，提高科技創新成果的適用性和轉化效率，做到教育發展有實效、科技創新有目標、人才培養有方向、產業發展有底氣。
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充分調動和激發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強化高素質人才培育，不斷將人才優勢轉化為創新發展優勢，進而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未來，需繼續發揮科技創新引領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暢通從科技創新到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再到產業鏈現代化的完整鏈條，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推動科技創新成果應用於具體產業和產業鏈，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推動形成更多新質生產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支撐，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優化開放創新生態提升全球競爭力
王 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近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指出，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要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前瞻謀劃和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
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表明，對外開放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不斷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進一步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初步形成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我國堅持以更加開放的思維和舉措擴大包括基礎研究在內的多領域國際交流合作，吸引國際創新資源，共同研發新產業技術，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目前，我國已與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2個自貿協定，加強了與貿易伙伴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數字貿易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合作。同時，簽訂了百余個雙邊投資協定，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持續擴大對外投資並吸引優質外資流入。通過自由貿易試驗區（港）制度先行先試，更好地吸引全球創新成果和優質項目落地，利用區域溢出效應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以海南為例，2018年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2020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發布，提出大力發展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數字貿易等高新技術產業。海南高新技術企業連續多年保持年均40%以上的增速。
同時也要看到，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仍面臨一定風險挑戰。個別發達國家對我國高科技領域實行“小院高牆”的封鎖政策，採取“脫鉤”“斷鏈”和出口管制的策略以遏制我國科技發展。未來，我國仍需堅定不移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持續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第一，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深化外貿供應鏈國際合作，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貿新動能，促進新業態發展。既要以進口多元化策略推動優質中間品進口，又要促進先進制造業的產品出口和企業出海。
第二，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順應全球科技創新發展趨勢，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前瞻謀劃和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以開放促改革、促創新、促發展，不斷健全科技安全制度和風險防范機制，補齊開放創新制度短板，提高統籌利用國內外創新資源要素的能力。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增強我國對全球創新資源要素的吸引力，贏得未來科技競爭新優勢。
第三，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升駕馭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力，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進程，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改革，為全球經貿治理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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